选题是文章得以发表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一个好选题，会为文章增色不少。但是，在论文选题环节，作者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可将这些问题总结为“四过”，即选题得到过程“过难”，选题“过大或过小”，选题“过旧”。针对论文选题的“四过”问题，黄忠廉教授在其著作《人文社科——论文修改发表例话》中详细讲解了论文选题的来源、确定与创新。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究竟如何确定选题。
一、选题从书中来
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学术写作，读书都是最根本的基础，读了万卷书，“神”不请自来，这是真理。
（一）博通与专精兼顾
人文学科研究的主要过程就是阅读、思考、写作，读书是基，思考是桥，写作是抵达思想的彼岸。以《论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以下简称《博雅》）为例，《博雅》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外语教育史。文章基于对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博雅教育理念的系统梳理，论证了其对高等院校外语教育的启示意义，以及对中国高等院校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弘扬人文精神的史鉴价值。《博雅》中所涉及的中国现代教育史领域，是作者的阅读兴趣。出于这个兴趣，该作者阅读了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苏云峰著、2001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苏云峰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刊行的《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等著述，又因《博雅》的作者自身是外语教师，自然格外关注外语教育史。《博雅》选题的来源与阅读有直接关系。选题是写作的前提，而读书是选题的基础。通过读书积累知识，达到本学科前沿，乃至可与古今中外的先贤进行对话。然而书是无穷尽的，书读万卷的同时，也要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文献精深阅读。以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以下简称“外文系”）的研究为例，作者既对晚清以前的外语教育史有一定学识，也能对其背后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有足够的认知，因为教育史只是整体历史的一部分。
（二）阅读与思考并行
读书的同时，还应有自己的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学与思缺一不可，思考产生问题，问题指向选题。《博雅》的作者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同时思考中国大学外语教育：
1.就培养目标论，为什么以早期清华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大学是“君子不器”的全人教育，而现在的教育是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2.就教学内容论，为什么外文系的外语教育以听、说、读、写、译的技能训练为主？
3.就教育环境论，外文系博雅教育历史、政治、文化的生成环境与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外语教育生成环境有何异同？
有自己的思考并不等于就能产生一个有价值的、能完成的论文选题。思考可能只是确定一个研究方向或将研究方向进一步缩小，离最后确定选题尚有一定的距离。找到有价值的、可行的选题，需要经过“阅读与思考—再阅读与再思考”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二、权衡明辨定选题
一篇论文，想出来不一定能写出来。我们动笔写作前要确定选题，而确定选题需要综合平衡各种因素，做出一个力所能及的选择。
（一）旧题可以更新
人类的认识永无止境，所以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某些旧课题一再被提起。虽然中国的外语教育史只有百余年，我们很难找到前人没有涉及的选题，但我们可以选择旧题新做，“以旧换新”。视角不同、理论框架不同、史料不同、论证方法不同，都可能实现更新，特别是拓新。吕敏宏的《吴宓倡导的博雅外语教育的课程体系探究》将吴宓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选修课程及课程论文、国立北京大学英文学系教授会制订的1924-1925年度课程表以及清华大学外文系1926-1927学年课程表进行了对比研究，探究了博雅教育的源流，回答了外文系为什么开设“西洋哲学”“西洋中世及近世史”等非外语课程的问题，是“做旧如新”。
（二）具体胜于抽象
我们还需要考虑自己控制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的能力。如果研究“外文系在何种世界性背景和地方情境超越中国的疆域坚持博雅教育的理念”，是抽象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而“对博雅教育理念下的课程设置加以探究”，则是一个具体问题、小问题。通过具体问题和抽象问题都可以写出有价值的文章，但我们应考虑自己的实际能力。以具体问题为选题，容易得出可靠的结论，因为具体问题的史料往往比较具体，无须主观判断就可以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而抽象问题思辨性较强，不容易得出大家公认的结论。《博雅》的选题无疑是具体问题。
三、创新、更新、拓新之辨析
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而言，很少有我们的前人没有思考过的问题。然而，学术写作的灵魂就是“新”，论文的质量高低、价值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字。所谓新，这里主要指创新、更新和拓新。
（一）轻易不言创新
一般来说，创立他人没有的科学理论，提出他人不曾发表过的观点，谓之创新。具体而言，判断一篇期刊论文是否有创新可能要考虑：第一，研究对象是否属于新的东西；第二，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常规方法还是独创的新方法；第三，是提出了新理论并进行了验证，还是将已有的成熟理论加以应用，得出全新的结论。缺乏创新能力，不仅是学术研究者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中国教育的问题。黄源深在《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中称，培养创新型人才是中国教育的软肋，我们培养的人才是知识接受型的，而不是创新型的。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创新。创新需要多年的学术训练和积淀，也需要一定的天赋。因此，我们认为更多的人应将努力的自标放在更新，特别是拓新上。
（二）努力追求更新
否定或修正他人已有的理论或观点，提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见解，谓之更新。学界对外语专业学生分析、推理、评价等思辨能力较弱的批评多基于印象或间接证据，而文秋芳等人则以实证数据检验这一假设，构建测量思辨能力量具的理论框架（《构建我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量具的理论框架》），依此开展了先导研究（《我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客观性量具构建的先导研究》），并依据先导研究对量具进行了修订，最后在2770名受试中进行了测试（《我国英语专业与其他文科类大学生思辨能力的对比研究》），部分修正了学界普遍接受的假设，属于典型的更新型研究。更新也并不容易，轻易不可做翻案文章。首先，做学问除了独立思考、追求真理之外，不可存“作秀”之心；其次，立论必须持之有故、言之有据。20多年前学界对外文系的教育理念已有较深入的研究。以“清华大学”和“外文系”为检索主题，在中国知网检索到的文献中，与《博雅》研究内容关联度较高的是肖玮萍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研究——通识教育的视角》及陈雪芬的期刊论文《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分析》。《博雅》并没有否定或修正前人已有的观点，也算不上更新。
（三）竭力实现拓新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扩展、充实和提高，谓之拓新。前人已经对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外语博雅教育有所涉猎，《博雅》文章并没有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即便如此，如果能以新的史料、新的视角，对已有研究进行拓展，论文仍有价值。与上文所提及的两篇文献相比，《博雅》可能没有什么创新，但在两个方面有所改变：第一，在“史”的部分，由于该篇文章将重点放在教育理念的讨论上，与陈雪芬的期刊论文和肖玮萍的博士学位论文（第五章“个案分析：清华大学外文系的人才培养实践”）在史料的剪裁和取舍上有所不同；第二，在“论”的部分，陈雪芬以及肖玮萍的论文均局限于外文系博雅教育对外语专业的启示，而其对中国的大学外语（公共英语）教学和整个大学教育的史鉴价值远大于外语专业的启示。《博雅》论证了外文系博雅教育对当代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缺失和应对大学挑战的史鉴价值和意义。
四、小结
选题其实就是对论文进行思考的过程，需权衡、判断诸多因素。在选题过程中，作者不仅需要博览群书，而且也需要针对自己所在学科“精益求精”；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也不能忘记思考。在确定选题时，要做到旧题换新，提出具体问题。针对选题“过旧”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已有研究出发，进行选题的更新与拓新。
作者：姚荣霞（科研写作研究所编辑教研一室学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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